回顾1981：“靡靡之音”盛行 年轻的朋友相会了1981年，很纯情。张瑜和郭凯敏，《庐山恋》里的女孩和男孩，跨越两岸在 “小街”再度相爱。 1981 年，很煽情。《牧马人》里的下放知青朱时茂拒绝了海归的爸爸。

　　1981年，很煽情。《牧马人》里的下放知青朱时茂拒绝了海归的爸爸。如果没听到邓丽君和程琳的歌，很多人本来不知道什么是“靡靡之音”。流行音乐就这样让年轻的朋友相会了—酒干那倘卖无，酒干那倘卖无……只要知道歌名的正确读法，你就起唱4 句。

　　程琳是我最早喜欢的内地女歌手。《小螺号》当时在学校里特别流行。她那时唱歌，不像大多数主流歌手，声音都是很圆润很成熟的，她的声音里有童音，很脆很清澈。但是那时候大家听歌都是从广播里面或者是电影插曲里听到，那时也没有多少人能买磁带，而且当时录音机都不普及，多是听黑胶唱片，所以对于演唱者长什么样，基本上没什么印象。直到1984 年，那场《九州方圆》晚会，我才对她的样子有了最初的印象。80 年代初，程琳的歌，被禁了一段时间。原因是说格调不高，属于靡靡之音，有模仿邓丽君的嫌疑。其实当时真正听过邓的歌的人并不多，主要是没有引进，但都知道她的《香港之夜》，因为当中有“拍拖”这些词，被称作是歌曲的代表。当时的小青年在一起都以会唱《香港之夜》为的事。

　　人对邓丽君的印象是和卡式录音机一样的，1980 年从广州发源，传遍大江南北。当时听众只是通过电影歌曲解决对于通俗歌曲的需求，李谷一、朱逢博等女高音歌唱家成为当年最流行的歌手，当时她们都属于国家或地方文艺团体。流行音乐的发展使得众多乐团成了轻音乐团，来与传统乐团区别，沙球和电子琴成为主要配器。而1980 年在北京举办的“新星音乐会”才率先在主流媒体提出“歌星”概念，将苏小明、张暴默等一批女中音推上了流行歌星的位置，《军港之夜》这样的部队歌曲也因为对个体情怀的温暖关照，而被群众追捧。

　　邓丽君的到来，首先带来的不仅是有别于女高音、女中音的通俗唱法，更重要的是她将《何日君再来》、《夜来香》这样中国通俗音乐的早期经典，通过卡式录音机带回，这些作品更直接面对人的个体生活与情感体系，因而迅速被传播，流行歌坛已不仅仅是电影歌曲为主的天下。当年穿着喇叭裤翻唱《何日君再来》的青年们并不知道这首歌的年龄比他们大了整整50 年，但音乐学院的教授们知道。

　　关于《何日君再来》是否歌曲和汉奸歌曲的讨论上了当年音乐官方媒体《人民音乐》杂志，“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成为相对宽容的立场。这场源自邓丽君歌曲的讨论，引发为对流行歌曲的讨论，上海音乐学院谭冰若教授在《文汇报》提出的几点意见，再次成为《人民音乐》的论题，能不能唱这样的歌？歌曲能不能那样唱？而群众已经开始对邓丽君歌曲的民间传播，一些与港台歌星风格接近的新歌手也在一夜之间被疯狂肯定，当年只有13 岁的程琳就是代表。程琳未脱童声的嗓音、演唱上吐字的功力使她成为“邓丽君”，成为在官方禁播邓丽君歌时期的最好替代。而当时在海军服役的程琳压根儿就没敢翻唱过邓丽君的任何作品，她仅仅用《小螺号》这样的儿歌就把群众征服了，也因唱法酷似邓丽君而被禁。

　　群众一边倾听程琳，一边将邓丽君、刘文正、凤飞飞等的作品地毯式翻录。1982年，《怎样鉴别歌曲》出版，这本书近5 万字，定价两毛二，印了33030 本，着重收集了对刚传入的港台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的批评，“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青年男女实是引诱之声必一运动官网，精神麻痹之剂”。

　　同时，作曲家谷建芬创作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带到北京、上海大中学校甚至幼儿园里，为这些“流氓歌曲”打抱不平。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露天剧场，大雨倾注，人们把衣服披在头上拥到台前，为这首不曾听过的新歌使劲鼓掌。但很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同样引起争论，它的罪名叫做“用资产阶级音乐毒害青年”。

　　对流行音乐的这场争论，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保守困固与努力突围。带领流行歌曲真正实现突围的还是亿万群众。1980 年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成为流行音乐最大的黄金招牌，程琳《童年的小摇车》等专辑销量成为人民对流行音乐态度的最好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