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一体育官网通俗史（一百七十九）——渐顿之争的迷雾（下）上期咱们对比了《拔协》和《顿悟大乘正理决》的记载，你会发现两种记载对吐蕃渐顿之争的描述，完全对不上，从过程，到胜负都大相径庭。

　　但其实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以《拔协》为代表的藏文史籍和以《顿悟大乘正理决》为代表的汉文史籍，分别站在“渐悟派”和“顿悟派”的立场上描述，你并不能以一种记载来反击另一种记载。

　　你们回头想想我讲的这一百多期节目，很多时候我都在讲背景，从各个角度来讲事件，但我很少讲结论。

　　“屡蒙圣主诘问”，受命返回拉萨“教令说禅”，但这次“说禅”似乎并不是传教，而是向赞普本人讲解禅宗问题。但赞普似乎还不解渴，又有了第三次拉萨之行，然后经“数月盘诘、“寻究其源”，最终允许摩诃衍在吐蕃传教禅宗，并向吐蕃各处颁令。

　　按张亚莎老师的估算，摩诃衍第三次到拉萨的时候，可能是在796年左右。等他从重新返回敦煌时，受到了吐蕃官员的热烈欢迎，还被授予“吐蕃大德”、“国家大德”等尊号。

　　敦煌有一位名满河西的昙旷大师，赤松德赞曾派人迎请，可惜昙旷年老体衰不能成行，之后迎请摩诃衍，未尝不是昙旷的替代计划。

　　这些问题由浅入深，涉及大小乘的教理、教义、教史等各个方面。最后，由昙旷汇集成书，名叫《大乘二十二问》。[2]

　　近年来，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地区，陆续发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如察雅县的仁达摩崖石刻、青海玉树公主庙石刻群以及甘、青交接地带的扁都口摩崖石刻。

　　这位巴廓·益西央的身份一直比较模糊，直到近年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份写本，有益西央的详细介绍。

　　在写本中，他的师承被明确指出为“诸禅师”，而且他的著作所依据的经典，被广泛认为来自于摩诃衍的著作。

　　他主持的察雅县的仁达摩崖石刻雕凿于804 年，“渐顿之争”已经结束十年了。然后他又分别在青海和甘肃主持了摩崖造像。

　　益西央活动于赤德松赞时候，“按传统藏文史书中的说法，赤松德赞时期的渐顿之争后，禅宗在吐蕃佛教中已无一席之地。可益西央作为信奉禅宗的人物，却在吐蕃拥有如此高的地位，说明禅宗人物并未完全退出吐蕃佛教舞台。”[3]

　　不仅如此必一运动 b 体育，在宁玛派大师努钦·桑吉益希所作的《禅定目炬》中，将佛教修行判别为“渐门———顿门———大瑜伽———无上瑜伽”的发展层阶。这个层阶是由低向高的递进关系，“渐门”居然处于“顿门”之下。

　　据认为《禅定目炬》创作于吐蕃王朝时期，其中包含了很多的禅宗内容，涉及禅宗人物、教义及历史，还收录了很多禅师的语录。[4]

　　按照教法史料的描述，似乎汉地的宗教思想起于摩诃衍，也止于摩诃衍。但实际上，这种论述方式本身就有点问题。

　　位于吐蕃南部的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位于西北的于阗是佛教文化圈的核心地带、位于东部的中原地区也形成汉地佛教文化圈。

　　即便吐蕃周边群山环抱，道路难行，但古代商道早就把吐蕃和周边地区联系在了一起，吐蕃赞普不可能不知道佛教的存在。尤其是吐蕃开始领土扩张以后，占领区的信仰基本都是佛教。

　　但我们也要看到，两《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都没有提及文成公主对吐蕃佛教的影响。史料上记载公主携带的典籍，也以儒家书籍为主的，并非教法史料所言的“全系佛经”。

　　这些僧人开始对吐蕃社会产生了一些影响，早期吐蕃大臣学佛，也多由汉地佛教开始，比如拔·赛囊、娘·定埃增等人，最初都是跟着汉僧学习。

　　这一时期，在吐蕃内部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佛教圈子。赤松德赞恰恰是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这也为他日后的弘佛举动，埋下了伏笔。

　　到了赤松德赞执政后，他命桑希等人翻译从唐朝取来的佛经，又派拔赛囊等人去长安取佛经，迎请汉僧。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吐蕃早期的佛教传播，汉地的佛教思想至少和印度佛教等量齐观，甚至有可能居于主流。

　　这种影响力，从桑耶寺的建筑特征也能看出端倪。要是汉地佛教在吐蕃全无影响，就不存在桑耶寺主殿二层采用汉式建筑风格的意义了。

　　这些史实足以说明吐蕃的汉地佛教，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位置，汉地僧人为吐蕃佛教初传、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5]

　　但根据《拔协》的记载，尺带珠丹晚年派桑希去汉地取经，回程时路过成都，遇到了蜀地禅宗的第二代传人——无相禅师。

　　这位无相禅师，俗家姓金，也称金和尚。他的道场在成都的净众寺，是蜀地禅宗净众派的创始人。[6]

　　法国学者戴密微甚至认为 :“以《历代法宝记》为代表的传说，从 8 世纪起就由四川传入了吐蕃，这甚至还在吐蕃征服敦煌( 可能是 787 年) 之前, 也在摩诃衍奉诏抵达吐蕃布教线 年) 之前, 这部文献也可能被译成了藏文 。”

　　之后摩诃衍入藏，禅宗思想在吐蕃大行其道，吐蕃豪门没庐氏妃子带着众多贵族妇女皈依，然后才有了渐顿之争。

　　按照《贤者喜宴》的记载，在“顿渐之争”后，赞普“赐予(每座)寺院属民一百户，赐予每名僧人三户属民。对于(寺院)属民及僧众，官府无权干涉，将权力均授予僧人”。

　　如果这个记载准确的话，那吐蕃佛教就成了一个超脱于世俗权力之外的特权团体。他们在、经济上完全独立行政体系，真可算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尤其是最后一句，“将权力均授予僧人”，这意味着僧伽集团不但独立于行政体系，甚至凌驾于行政体系。

　　但到了《布顿佛教史》里就直接说:“后来，汉和尚的四个汉人屠夫行刺莲花戒，使之肾脏受伤而亡。”

　　我们来看看这段史料记载，桑耶寺首任堪布寂护大师，在公元784年从马上跌落而死，之后拔·赛囊继任为堪布。他要求赤松德赞赐以大金字告身、位列众相之上、列席小御前会议。

　　按《贤者喜宴》的记载为，“娘氏家族等人召集了歹徒，并让歹徒破坏拔·赛囊的修法，于是他逃到了洛扎。”

　　不管怎么说，都是吐蕃佛教一脉，但在驱逐拔·赛囊的事件上，娘·定埃增却毫不犹豫。之后，以毗卢遮那为代表的几位佛教领袖，也相继被逐出京师，流落各地。

　　她甚至当众叫嚣：“所谓嘎巴拉，就是人的头盖骨；所谓巴苏大，就是掏出来的人的内脏；所谓冈陵,就是用人的胫骨做的号；所谓的兴且央希，就是铺开来的一张人皮；所谓啰克多，就是在供物洒上人的鲜血；所谓曼陀罗，就是一团像虹一样的彩色；所谓金刚舞士，就是带有人骨头做的花鬘的人；……这不是什么教法，这是从印度进入吐蕃的罪恶。[10]

　　我们知道，当年恩兰达札路恭公开支持本教，被赤松德赞施以重手，流放到北方的边地，但他对同样公开支持本教的蔡邦妃，却毫无动作，默认了她的存在。

　　南诏王在描述吐蕃政坛内斗的情况时写道:“（吐蕃）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

　　蔡邦氏和纳囊氏在上斗得你死我活，在宗教上四大尚族中的蔡邦氏属于反佛集团，没庐氏和纳囊氏属于亲佛集团，但没庐氏亲自顿悟派，而纳囊氏亲渐悟派。

　　也就是说，赤松德赞耗尽一生的宗教置换计划，不但没彻底清除本教，反倒导致了吐蕃体系的撕裂。